从知名度上看,这本书的作者,Dana Brown 并不被人所知,但他的履历却非常特殊:1992 年,21 岁的 Dana Brown「意外」成为时任 Vanity Fair 主编 Graydon Carter 的助理;从此开始,这位并没有传媒经验、之前只做过酒保的年轻人开始踏入到时尚媒体领域,20 多年后,他成为 Vanity Fair 副主编。
也因此,这本名为「Dilettante(中文也有半吊子、非科班之意)」的回忆录具备了多重阅读价值,比如它展示了杂志黄金时代的样子,杂志曾经是潮流的引领者,它们定义潮流、定义时代,承担品味与价值观的看门人角色;再比如,这也是一个关于江湖的故事,从酒保到助理,Dana Brown 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时尚人士,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尚江湖里,每个人都像是「演员」,有的人刚登场就迅速消失,有的人二十多年都有自己的角色。
更进一步,阅读中年人(比如 Dana Brown 还不到 50 岁)的回忆录格外有趣,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过去,这些过去的所见所得足以支撑其一个有趣的故事,但他们未来还有犯错的时间与空间,就这样,这一类图书会在过去、现在与可能的未来之间不断跳跃,作者就像建筑师一样,设计并建造了一座精美绝伦但又未完成的大楼。
从创业鸡汤到创业手册
Zero to IPO: Over $1 Trillion of Actionable Advice From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当然,鉴于口译工作的特殊性,作者也不可能找到这些翻译人员影响中英关系的直接证据,但在关于两位主角翻译的个人历程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文化的冲突,比如一个「夷」字的理解,当好战的英国人将其有意无意翻译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即便当时已经是议员的 George Thomas Staunton 也无法改变这样的情绪。
此前我曾推荐过 Jonathan Kaufman 的 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这是一本记录全世界富有的犹太人家族 Sassoon family、嘉道理家族如何在上海发迹的精彩读物,自 1840 年上海开埠,这些自印度而来的犹太人,为上海带来的商业与文化的繁荣,也为这座城市 100 年的历史变迁做了最好注脚,而 1949 年之后,随着大量财富转移到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香港崛起的幕后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