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咆哮的二十年代」？

「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是指上世纪二十年代欧美主要国家迎来的一次经济与文化大繁荣。彼时，一战结束、西班牙大流感进入尾声，从美国到欧洲，电气化带来的产业创新机遇、汽车带来的城市化潮流以及文学、艺术的持续繁荣，共同铸就了一个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时代。

2021 年，我们刚好踏入到又一个「二十年代」。

年初，《经济学人》一期杂志充分展示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在 2021 年年初的所有希冀。

其社论文章先用「悲观者理智、乐观者发财」的句式勾勒出当下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然后笔锋一转，列举出接下来十年——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巨大机会，包括三个方面：

• 过去几年大量生物技术的突破，正在酝酿新的变革可能；
• 主要国家政府，都加大了对基础技术研究的投资力度，同时资本市场也看好诸如太空、生物科技等新技术；
• 新技术的应用速度不断加速，疫情刺激了各地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也在推动新技术的普及。

因此，《经济学人》认为，尽管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还在，但这个世纪的「咆哮的二十年代」依然有可能。

类似地，《金融时报》专栏作者 Martin Sandbu 也给出了乐观的预期，他认为，疫情压制了一部分人的消费欲望是关键，这可能在疫情结束后形成与上世纪「咆哮二十年代」类似的享乐主义消费高峰，也就是中文语境里的「报复性消费」。

投资人 Brianne Kimmel 在今年 2 月提出「来自家庭的新产业革命」的观点，其核心观点是，2020 的全球疫情加速远程办公与在家办公的普及，来自家庭的产业创新之路即将开启，作者提供了诸多数据予以佐证，文章最后给出的几个趋势，包括：家庭创业的重要性、从社区到全球的商业逻辑、拒绝公司文化等。

我个人认可这样的趋势，而这个趋势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同样不可忽视：其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特别是云基础设施为围绕家庭创业或远程办公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撑；其二，Low Code 或 No Code 工具的流行，降低了软件/应用开发维护的成本，这也极大增强了家庭创业的竞争力；其三，全球各地线上支付的逐步发展，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同时，还提供了一系列信用体系；其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不断降低物品流通的成本，从而让家庭社区创业并卖到全球变成可能。

2.内容创作者的出路在哪里？

2021 年，以 Substack 为代表的邮件通讯产品依然火热。

关于 Substack 的讨论应该区分为两种：其一，Substack 成功地将付费 Newsletter 主流化，不仅让更多普通读者了解到这种内容产品模式，还为很多有能力的创造者们提供了新机会；其二，Substack 的一些做法，包括但不限于提前支付订阅费用、收取 10% 的佣金以及其对某些写作话题的态度更是一次媒体话语权的争夺战。又一次，美国西海岸的科技公司向东海岸的媒体巨头们发起了新挑战。

Substack 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付费邮件通讯的佣金基础之上，它需要不断获得作者，特别是优质作者，这或许也是该公司频繁释放一些靠邮件通讯年入数十万甚至百万美金的励志故事的原因所在。

科技媒体 Verge 主编 Nilay Patel 在采访 Substack 另一位创始人 Chris Best 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一个人一天能真正阅读几封邮件通讯？

这不仅触及到 Substack 的商业模式，也让我这样的内容创作者陷入深思。

科技观察家、同时也是邮件通讯作者的 Benedict Evans 指出，不管是采用 Substack 还是 Mailchimp 或者是 Ghost，所有这些邮件通讯平台都是工具，它不会带来流量也没有读者，作为内容创作者，需要自己动手才能获得关注与流量，由此带来收入。

更进一步，当一个内容平台拥有 1 亿用户与 100 万创作者的时候，这个平台该怎么办？采用苹果的 App Store 模式（人工）还是 Google 搜索排序（机器）还是什么？或者是 TikToK（算法）的方式？

也因此，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从来没有救世主，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凯文·凯利曾有一个著名理论，大意是说独立内容创造者的奋斗目标，只需 1000 个忠实粉丝即可，这 1000 人足够「供养」内容创造者的衣食住行。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 Ben Thompson 还是 Substack、微信平台的创造者，也包括我，都是在实践这一套理论，所不同的是，有的创作者需要平台的支持（也要接受平台分成），而有的创作者则以更独立的方式构建渠道与读者群体。

a16z 合伙人 Chris Dixon 写了一篇长文指出，基于区块链的 NFTs 可能会成为 1000 粉丝理论的关键技术，NFTs 作为加密代币的一种，具有无法互换的特性，由此使得该货币能够成为数字资产。Chris Dixon 谈到了三个好处：去中心化的交易方式；足够颗粒化的价格模型；趋于零的获客成本。

当然，内容创作者是要构建「粉丝」还是「产品」的争议并无定论，一个选择题：如果你拥有 2000 个粉丝，但另一个人只有 2 个粉丝，分别是伊隆·马斯克和保罗·格雷厄姆（知名投资人），你会和这个人交换账户吗？

更进一步，结合长期关注创作者经济的 Li Jin 的观察，一如曾经对 Uber、滴滴疯狂追逐一样，嗅觉灵敏的资本正在加速进入这个领域，这对于创作者、平台来说，都需要重新思考新的定位。如果你对创作者经济的现状有些了解，我推荐重点阅读最后一部分，作者给出了几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方向，不仅对内容创作者有启发意义，也可能是下一个内容创作平台出现的产业背景。

3.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拥有一件物品如此之难？

一个鲜有人提及的问题是：谁拥有互联网？

年初，从社交媒体到视频网站，从即时通讯到网站托管，美国科技公司「集体封杀」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们，这一系列举措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场「捍卫民主」的运动，但这个事件远非「黑白对错」这么简单。

《经济学人》指出了两个方面担忧：其一，如果因为特朗普宣扬煽动言论而被包括 Twitter 在内的网站删号，那么长期以来鼓吹仇恨美国的伊朗政治家（比如哈梅内伊）的账号又该如何处理？其二，现阶段的科技公司，特别是科技大公司对于在线言论的审查，缺乏权威与透明度，这必将引发更多连锁反应，可参考欧盟对科技公司「封杀」特朗普的反应。

2016 年，特朗普竞选成功后，《纽约客》也提出给「互联网属于谁」的问题，这篇文章从 19 世纪的「互联网」——电报/报纸——如何影响大选入手，一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的确不会重复，但历史的节奏还是很相似，曾以让「看门人消失为己任」的互联网公司，最后成为新一代「看门人」，而这些公司所做的事情，也在重复 19 世纪的节奏，通过更高效、个性化的信息影响、左右社会的认知，从而改变社会与政治的进程。

如果说互联网权力争夺战是一场国家间的新游戏，那么对普通个体来说，即便是想拥有一台完全属于自己的硬件设备，比如电脑，也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这样的电脑不应该属于微软（操作系统）、Google（Chrome 浏览器），也不应该被装入各种追踪程序。而当下的这些电脑，本质上都是一台台广告设备，即便用户花了钱，但某种意义上依然不是这些设备的所有者，真正的「主人」是数据收集者、广告商以及云计算公司。

硬件之外，软件也在脱离工具属性，变成了一种需要随时联网（监控）的服务。我们现在使用的每一个软件，无一不是与「服务」联系在一起，手机上的 Spotify 与其说是音乐软件，倒不如说是拥有软件功能的音乐服务，而 Kindle 阅读器更像是亚马逊电子书服务的载体。这是 Rechard Stallman 给出的结论，软件不再是赋能用户的工具，而在某种意义上「捆绑」了用户。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提问，数字时代的内容收藏也变得无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通过书架、墙壁或专属的柜子收纳自己的收藏，这些收藏或是图书、或是唱片、或是某些艺术品、或是红酒，这些物理存在连同收藏品的摆放位置、新旧程度以及背后的故事，定义了所谓收藏的意义，一如瓦伦特·本雅明所言的「艺术品光晕」。

现在的场景里，我们原以为音乐流媒体服务可以成为唱片收藏的数字化映射，但无论是 Spotify 还是 Apple Music，用户必须时刻警惕其产品 UI 或功能的调整，因为这直接影响到自己的音乐收藏，在这一层「收藏」里，用户既没有拥有一张唱片，甚至连一张歌单里的歌曲也无法控制，或许某一天就神秘消失，然后又神秘回来了。

4.为什么误导信息是下一场人机大战？

在真相与谎言之外，还有一类信息形态值得关注：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与假信息（Fake Information）、以为是真实信息的假信息（Misinformation）不同，误导信息是一种主动制造的、混搭真假内容的信息形态，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的作用下，误导信息的「杀伤力」越发引人关注。

先看几份报告：

• 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基金会年初发表了一份关于误导信息的研究汇总：误导信息像极了「猫鼠游戏」，进攻方与防御方斗智斗勇，从心理战到技术战，Twitter、FB 等社交媒体平台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 一家来自台湾智库的报告：从一个特定地区的特定案例入手，展示了当下台海两岸信息误导与反误导之间的激烈争夺，你可以不同意其中的预设立场，但你应该了解一些基于国家机器的信息误导套路和方法。

社交媒体已然成为误导信息的最大传播平台，2020 年全球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面对社交媒体肆虐的假信息、误导信息，WHO 将其称之为「infodemic」，非盈利教育机构 Fast.ai 去年曾推出一门关于数据伦理的在线公开课，第一节课就是谈误导信息，这门课既有视频讲解还有大量阅读资料甚至还有课后作业，非常推荐。

社交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链条，每个人既是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是生产者（对某事发表看法）、传播者甚至关键传播节点（转发），这也给我们提出更多信息素养的要求。以如何使用 Telegram 为例，路透新闻基金会的这份手册，旨在为调查记者以及数字内容生产者提供一份正确使用 Telegram 的规范，特别是如何应对误导信息，这里面既涵盖了 Telegram 应用的特性，也分享诸多可应用于其他数字内容平台的方法论，非常值得细读。

理论之外，不妨再来看看一个案例。这是对中国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一则新闻的「溯源」，如果你今年看到类似「新冠病毒通过美军血液项目，由德堡进入欧洲」的文章，那不妨来看看这则新闻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本文作者示范了如何利用搜索引擎、机器翻译以及一定的信息素养去对官媒传播的信息进行质疑与求证，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在误导信息的「无声战场」，机器正在成为新的主角，基于庞大文本数据训练与强大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多的文本生成程序出现在你我面前，比如 2020 年「诞生」的 GPT-3，来自乔治城大学的研究者们今年做了一组实验，他们或是让 GPT-3 撰写特定主题的推文、或是生成特定倾向的内容（比如阴谋论）、或是延伸某些议题。

测试结果既让人震惊又让人沮丧，震惊在于机器展示的能力，而沮丧不仅是因为 GPT-3 在某些方面非常「弱智」，更是因为以 GPT-3 为代表的自动化文本生成程序，会如何深刻改变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特别是其自动化生成误导信息的能力，又将给这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说 2010 年代的误导信息争夺战还是属于人类，不过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人类脑力与体力的较量，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误导信息领域的「人机大战」必然会上演，这注定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但也是人类为数不多还拥有优势的领域，让我们做好准备吧。

5.数字公司是不是正在成为「恶龙」？

近两年的疫情放大了数字公司之于世界的意义。以零售为例，在线、一站式、快速送达成为被迫隔离在家的人的新诉求，这也给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机遇。

但当越来越多的人热衷在亚马逊电商平台购物，本地商业环境也迎来巨大挑战，《纽约时报》关注了多伦多本地商户对亚马逊的「阻击战」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声音，联合本地门店组成联盟，并将整个「抵抗运动」延伸到更多城市。

文中透露的一个细节：本地商店所扮演的，不仅是商品买卖这一层关系，更多还有与所在社区及居民的互动关系，而在亚马逊、沃尔玛等电商巨头所掀起的「低价飓风」下，这一层关系正面临冲击。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印度，一位名叫 Praveen Khandelwal 的传统商店老板，同时也是印度市场抵制亚马逊的关键人物，他在 2020 年年初成功地说服政府部门，使得贝佐斯的第三次印度访问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透过他的观点立场以及一系列行动，也能进一步了解到印度市场的复杂性。

这一年，Facebook 内部对于数据项目的博弈，让这家公司继续不再值得信任；这一年，亚马逊新任 CEO Andy Jassy 继续推行的「领导力原则」，被外界看来毫无意义；这一年，苹果继续以「隐私」作为公司新卖点，一系列标榜「隐私」的产品功能是不是也在制造一场隐私灾难？

科技媒体热衷报道「技术如何改变世界」或「技术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在这些语境里，无论是「世界」还是「更好」，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科技媒体主观营造的表达，但在客观层面，以硅谷为代表的数字公司也在成为「新殖民者」。

像极了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对亚非拉人民所做的事情，过去三十多年时间，跨国数字公司依靠巨大的财力，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将自己的软件、硬件、服务快速分发到发展中国家，以此为支点，不断向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延伸。

以教育为例，微软、Google 等美国科技公司争夺非洲学生使用操作系统带来了一系列潜在影响，更进一步，跨国科技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落地技术在其所在国并不合法，这也让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硅谷技术的试验场。

6.如何塑造一家公司的价值观？

从「苹果的库克」到「库克的苹果」，这种文字顺序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奋斗史，也是一家公司的变革史，这两段历史被纳入科技产业与两个超级大国博弈对抗之中。

正如 Bloomberg Business 杂志所言，库克为苹果构建了一个要塞，足以抵御外部的诸多风险。他在供应链中的坚持与果断、与多任美国总统之间的互动以及鲜明的隐私价值观，形成了观察库克治下苹果公司发展的一个新的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 Bloomberg Business 杂志的封面，灵感应该来自苹果当年的 Think Different 广告。

「库克时代」的中国市场成为苹果公司重要的营收来源，长期研究中国市场的专家 Doug Guthrie 在 2014 年加入苹果，为苹果的中国市场拓展提供咨询与建议，借助这个视角，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苹果，也可以一窥科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苹果从 2004 年开始在中国生产 iPod，随后的十五年里，伴随苹果高速增长并成为全球最赚钱公司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也在显著上升，科技跨国公司与单一市场/供应链的绑定由此形成，这其中的利益纠葛与经济/政治博弈成为当下一个典型案例。

2021 年，亚马逊正式告别了「贝佐斯时代」，与福特、乔布斯之于其公司所不同的是，贝佐斯让亚马逊变成一台「不断创新的机器」，从最早允许用户评论图书到开发「一键下单」，从推出 Prime 会员到抵制华尔街投行的短期盈利要求，贝佐斯创造了新的行业规则，打造了万货商店与万亿美元市值的科技巨头。

这一切当然会留给继任者 Andy Jassy，与此同时，贝佐斯对于效率的极致追求与亚马逊疯狂扩张带来的劳工矛盾、垄断指责，也将一并成为 Anady Jassy 面临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词「Internet landlord（互联网房东）」，来形容亚马逊云计算业务 AWS 的影响力。

理解贝佐斯，Bloomberg 资深记者 Brad Stone 的新书 Amazon Unbound 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入口，这是一本讲述 2010 年代亚马逊如何高速成长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当然是该公司创始人贝佐斯。

透过这本书，你会看到他如何从一家电商公司老板踏入媒体领域（个人资产收购《华盛顿邮报》）、电影领域（通过 Amazon Studio 赢得好莱坞青睐），与此同时，他也成为美国东西海岸最有名望的人物，以及，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几个人之一。

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深刻感受到贝佐斯个人性格之于这家公司的影响，他对细节的迷恋以及「机械式」的做事方式，塑造了整个亚马逊公司做事方式和行为逻辑，比如一个典型的案例，2019 年贝佐斯的私人生活出现一些变化，他被报道与一位已婚女性有染，接着贝佐斯宣布离婚，并通过公开渠道向八卦媒体「开战」，整个过程里，贝佐斯和他的团队牢牢掌握了舆论话语权，通过预设立场、话题引导、重复解读等手段，成功地维护了贝佐斯的个人形象以及亚马逊的股价，这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 PR 行动。

7.数字货币会改变什么？

作为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的发言虽然已经不代表「官方立场」，但其对中国金融行业的看法依然具有非常强的官方色彩。

以数字货币为例，这篇周小川的演讲文字稿非常值得细读，演讲中，周小川介绍了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历程，同时明确指出，数字人民币不是支付体系，而是一个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系统构建起来的双层金融系统，某种意义上接近于云服务的 IaaS（央行）、PaaS（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的架构，在此基础上，可能还会延伸出类似 SaaS 一样的数字金融产品。

而在海外媒体的视角，重点还是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数字人民币将强化中央政府对于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其二，数字人民币还将增强中央政府对宏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

2021 年围绕数字货币或加密货币还有两个值得细细阅读的故事：

• 中东小国黎巴嫩，在国内经济面临崩溃以及政局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加密货币成为一个新的试验场，但距离去中心化金融的「成功」，还有很大的差距；
• 三个比特币玩家们买下了一艘游轮，将其命名为「MS Satoshi」，以致敬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英语：Satoshi Nakamoto），在得到巴拿马政府支持后，他们计划将这艘船与附近的人造平台打通，沿着巴拿马海岸线建造一个数字游民、创业者与比特币玩家的乐园。在这艘船（或者说「社区」）里，所有的民主、法律与经济政策（特别是税）都会被重新书写……

尾巴

下一期，我们将以数字产品对人类的影响为切入口，关注「被计算」的一代人、数字鬼魂、令大脑上瘾的数字产品等。